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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

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艺术家杨秀卓的作品,以「最恐怖的时光即将到临」为创作意念。(杨柏贤摄)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最」大展》选址牛棚艺术村的三个单位举行。Clara形容他们以「打烂仔交」的形式策展,「意思是没什幺章法,做到几多就做」,笑说所用的展板也是翻用朋友办展览的物资。(杨柏贤摄)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有行为艺术家以「最化学」为名,尝试以陶瓷方式创作。(杨柏贤摄)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程展纬给ADC写信,又将艺术家费和创作物料费捐予C&G,创作「最关C&G十一週年」的作品。(杨柏贤摄)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C&G近年多尝试街头活动,比如以《烧数簿》为主题,邀请艺术家回应他们心中认为未兑现承诺的事件。(受访者提供)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杨柏贤摄)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Ways of Seeings:民间艺术空间 打破限制 放手

几天前,艺术家程展纬苦口婆心地给艺发局写了一封信,内容提及创作人到访C&G艺术空间有多自在,除因那裏有纸包柠檬茶和wasabi青豆招待,更重要的是「在那裏展出,没有什幺限制与避忌,也没有太多的程序」。

信中写到Clara和Gum两夫妇以微弱之躯支撑十一年是多幺不容易,更戏称万一展覧最终搞不成,请ADC(香港艺术发展局)不要怪罪他们,扬言「因为那就是说香港就是没有人能策划这展览了」。这封信,其实是程展纬在C&G《「最」大展》的参展作品。

上星期我们从展览《关公驾到》切入,看大馆能否突破官方模式策展;这次我们转而看看民间私营的艺术单位,观照主理人策展的实际处境,与官方大型机构对照,他们在香港的艺术生态下,又扮演着什幺角色?

展场空间塑造展品形态

《「最」大展》昨天开幕,选址牛棚艺术村举行展览。策划及统筹的C&G在太子西洋菜南街有一个长期租用的单位,一半空间用来做展览,另一半则用作画班教室。虽然有自己的空间,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去」,主要原因是地方不够大。这次展览租用牛棚的三个单位,虽然因为古蹟背景不能直接让展板或作品触碰墙壁是一大限制,那裏平坦的地和大块的门在Clara眼裏却是相当理想的展场元素,「在这个预算下,是我们租到最大的场地了,找图书馆、大会堂更贵,限制又多,因为期好密,只能租到很短的期,这裏我们由一号租到二十三号」。

「如果自己的地方已经有几千呎,当然很正」。Clara笑说。然而这种流动虽然不便,空间的限制却曾经造就另一些可能。C&G成立于二○○七年,一直租用太子一个唐楼单位,在空间的运用上经历过几个阶段。早年比较集中在那裏举行展览,Gum说,那裏可以容纳约四至五个艺术家的作品,但他经常思考空间和人力之小/少是否必然限制可以做的事,所以曾举办一个以《西九新展场‧预展》为名的展览,口气大得很,邀请多达十九位艺术家参展,「限定他们每人只能用一尺,作品大一点都不可以」因为空间细小,所有作品只能向高空发展,「所以很多作品都是一条条、长形的」,展场的状态反向形塑作品的形态,形成独特的景观。「我们觉得,做艺术如果在概念上也自我阉割,就不要做了。我们是个细团,更加要做大嘢,否则资源又不够人劲,有时做完等于无做」。

办放映会、讨论会 回应社会转变

当年C&G落户太子不久后,有见到访的观众人数渐增,他们在原来的单位上层再租用多一个单位,让展览空间增加一倍,维持近五年后,因应社会和艺术气候变化而有了新的想法。「反高铁事件带动很多文化艺术人在街头做很多事,觉得既然那幺多人在街头做,我们躲在楼上做还有没有意义呢?」Gum说,「而且租金一直升,花大量钱畀租,概念上顶唔顺,实际上也顶唔顺」。

他们弃租上层单位后,也改变了方向,那个阶段减少举办展览,更多筹划放映会和讨论会等交流活动,例如《床下底》邀请艺术家分享收藏已久的片段,「有关过去和历史的,人们先从艺术生态说起,牵涉到社会环境,就跟political situation有关」。Clara笑言可能跟C&G建立的形象有关,艺术家身处C&G自然而然地谈起政治。

C&G的定位清晰,他们策展的主题大多与社会议题相关,多年来一直紧扣初衷——九七前后,回应政治尤其省思文化身分的艺术创作如雨后春笋,但回归以后到千禧年却变得沉寂,不明所以的他们于是希望缔造一个平台,滋养政治艺术的创作氛围。二○○七年在太子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基本回归》,邀请艺术家以《基本法》为文本创作。展览《致曾特首》,为时任特首曾荫权「度身订做」作品表达诉求。他们以展览回应时事,常常也来得很即时,比如二○一二年反国教运动,C&G特地邀请了一些既是创作人,同时也是老师的艺术家参展,以作品讨论。

官方资助反成掣肘?

C&G的营运靠Clara和Gum的教学、参与其他展览等收入支撑,作为私人艺术组织,始终要靠艺术发展局的项目资助策划展览,为何不申请一年制的团体资助?「会被困住,比如一年前要写定打算做什幺展览,这没法让我们立刻回应社会。」Clara回忆成立的第三年,他们曾拒绝艺发局的邀请,因为Gum曾身受其害。策动C&G前,Gum曾是「艺术公社」的员工,组织靠艺发局资助营运,「那笔钱年年都刚刚好,他是唯一的全职员工。他们困局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资助那笔钱,每年拿了几多,就要畀返咁多嘢出来,去run programme,这些事已花光你所有时间和力量,根本没能力开源找其他funding」。Clara说成立C&G就是想跳出这样的困局,尝试营运方式可以有什幺可能,因此不会走回头路。

这次的《「最」大展》如同他们过往许多策展经验,都是依靠艺发局批出的项目资助,但Gum认为申请资助的心态并非乞求,反而在细节上以实际行动回应这种机制,「比如这个展,我在计划书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你给我钱,我们会做什幺,在某些地方会做凸给他,咁少资源都做到这样」。他说过往当艺发局削减资助时,他们会坚持不转嫁给艺术家,「一开始写了给几多就几多,因为我们想将整件事讲给艺发局听,艺术家就是要收这个金额,我只好cut其他东西」。在每次的报告,他更会语重心长地写下给艺发局的改善建议,「我拿你钱,其实我是教紧你嘢,像用这种心态去拿资助,而不是恳求」。

官营的展览可能有参观人数、逗留时间、教育目标等包袱,因而衍生很多左右策展方式和展场设计的计算。Clara和Gum自言在这方面毫无压力,虽然局方会安排艺评人到场视察,展后他们也需要呈交报告,但这些对策展方向和方式都不构成任何影响。

「教育性」是官营展览非常关键的元素,展览因而常见大量展板解说,给观众「教育」一番。Gum说他们策展也重视教育,不因为这元素或可为他们的申请加分,只是他们认为教育意义在展览中很重要。他认为教育的层面应该从对观众的单向灌输,扩展至艺术家之间、布展艺术家对策展人的启发,甚至为官方机构提供策展的借镜。

前瞻性试点 创作空间更大

学习不限于此, Clara和Gum认为艺术空间是具前瞻性艺术创作的试点。相对官方「稳阵」模式,独立艺术空间容许艺术家放胆尝试,「不少艺术家告诉我们,参加我们的展览,他们交出来的作品通常不是他们一直做的那种。比如Doreen Chan这几年都是以摄影为人认识,这次她画油画」。「商业画廊、官方展览可能有些不成文的规则,比如所有作品要扣连同一个主题,又或者展览会展示某个媒介的创作」,安全起见,一般会在参考过艺术家的履历后,向有相关经验的人发邀请,艺术家于是不会特地创作与此无关的作品。

这次两个人策动这个共四十位艺术家参展的展览,不是易事。Gum估计若交由艺术馆举办,因为官僚体制需要重重审核,分分钟要筹备半年,仔细分工,动员甚广,不包括那几个月的员工薪金也动辄花上七八十万。而他们的筹备过程不把时间花在如追讨作品介绍、自我简介等环节,「来看展览的人都是来看作品,看到没有介绍,就是没写啰」。他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展览的细节。

《「最」大展》除了展示作品,更延伸一系列活动,包括研讨会、拍卖会和「心水艺术家选举」,「纯粹觉得好玩,其实我又不认识收藏家,到时候有没有人来都不知道。我们常常想做一些活动鼓励收藏」,Gum说。「几年前艺评在香港开始流行,投票是艺评的开始,当然也想让人很自由地选择,都是一种对现时社会状况的回应——什幺都无得拣,你来看show,起码可以拣自己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作品,可以讲下」,Clara不忘在展览加入回应社会的元素。

Clara认为官方资源多,按道理应该可以做到更多,但形式往往比较规範,「可能想做到较学术性的,有时会闷点,例如搞讲座,有讲者坐镇,让大家回应,像forum那样」,她说期望学习比较「free flow」,她觉得这正好成就独立与官营艺术空间的互补关係。

Clara和Gum认为由艺术家主理的独立艺术空间允许任性,Clara说是「自我一点,总之由自己出发,自己锺意玩才想是否适合」,因而没有特定想要满足的群体,而且概念先行,不为场地所限。

维持小规模 保存实验性

他们认为,独立艺术空间最大的经营困难反而在于主理人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想法,「眼见很多人一开始就讲明只做两年,有些说做五年」,Gum指可能因应手头上的资金而定下「死线」,但这非常浪费,「拿了资源,建立了的东西无法转移,一无就无晒」,他推想放弃的决定背后有不同的原因,包括发现做的事不断重複,找不到突破。他们认同正因为独立空间没有包袱,一方面有发挥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令结束的决定下得更容易。Clara认为独立艺术空间要坚持下去,有时可能需要个人原因支持,如为家庭维持生活现状。他们认为坚持小有小做,可以维持现有规模反能保留实验性,「比如我上街烧林郑数簿,censorship不会出现,发得太大,很多媒体报道,很可能有警方消防用公众安全的原因禁止」。Clara认为继续保持两人决策一切的小规模,容许他们继续在灰色地带做各类的试验,这对维持艺术生态的健康非常关键。

《「最」大展》日期:即日至12月23日

地点:土瓜湾马头角道63号牛棚艺术村12、8、N5号单位

文//潘晓彤图 // 杨柏贤、受访者提供编辑 // 王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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